从法律格言认知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思想、法律原则的结晶，是社会法律观念、法律知识的沉淀，是社会对法律制度的观点和态度。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实行皇权至上，权大于法，因此，我们的法律文化底蕴比较单薄，法制基础有待加强，依法治国需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澳大利亚悉尼市LINDT咖啡馆曾发生一起人质劫持事件，事件发生后整整15个小时，警方没有采取暴力行动。中国网友质问：为什么不派狙击手把劫匪一枪毙了？网友揶揄道，整整15小时警察不知道在忙什么，总理不知道在忙什么，甚至所谓的恐怖分子也不知道在忙什么……真是有病自己好，遭劫自己逃。但澳大利亚民众对此却有不同的说法，他们说如果不搞清楚情况就把劫持者毙了，警察局长会丢掉饭碗。因为在没有完全弄清究竟发生什么事的前提下，不可以认为劫持者有罪，即便看上去有罪，更万万不可以将其杀死。这就是全球普遍信奉的一条法律准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在未经证实或判决有罪之前，应该认为任何人都是无罪；在审判中如果有罪证据存在疑点，则应视为任何犯罪行为都没有发生。这一准则反映出文明社会的法律文化，就是宁可放纵罪犯，绝不冤枉无辜，错判无辜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伤害远比放走一个坏人要严重得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引用的培根的一句法律格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

几年一起冤案震动了我国各媒体。1996年4月内蒙呼和浩特毛纺厂年仅18岁的职工呼格吉勒图因救助女厕内呼救的女子被当地公安局错认为强奸杀人，61天后法院在缺乏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立即执行。2005年赵志红因强奸犯罪被抓，出于良心自责他供认了自己才是上述案件真正的凶手，本案进入重新调查程序。然而，调查竟拖了整整9年，2005年直2014年新华社记者连续发了5篇文章呼吁对案件进行再审，直至2014年11月内蒙高院才作出再审裁定，最后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这起案件应了一句著名的法律谚语“正义从来不会缺席，只会迟到”，但这又不得不令我们想到另一句法律格言“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从知道儿子不是罪犯那天起，每星期都会去内蒙高院和其他机关申诉、上访，9年里少算她已经跑了400多次，得到的都是搪塞、推诿，老人以足足9年时间的悲痛艰辛所换来的正义还能说是“正义”吗? 司法的不作为不仅使正义得不到彰显，而且大大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司法这道防线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就会受到普遍质疑，社会和谐稳定就难以保障。”

关于司法活动，我们还经常听到一个词“自由心证”，就是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经验，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自由裁量，从而判定该证据能否支持当事人的主张。自由心证既作为一种法律文化，又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实行的一项司法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是被允许的，但始终没有得到我国法律明确的肯定。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滥用自由心证“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笔者曾亲历一起欠薪与名誉侵权的连环案件，原被告双方在法院达成付薪调解，之后被告某一方股东以调解存在虚假向检察院申诉，要求再审。经法院再审，该股东撤回申诉主张、同意支付欠薪，案件以原告收钱、撤诉而结案。但原检察官发表文章，仍称该案为虚假诉讼，原告遂以名誉侵权诉至法院。庭审时原告提供证据证明其获得了欠薪而撤诉，所以不存在虚假诉讼。被告提供证据证明检察院认为原告有虚假诉讼嫌疑，法院再审裁定书没有确认原告虚假诉讼，但也没有说原告不存在虚假诉讼。这里就涉及自由心证，法官如何以内心良知与经验判定究竟哪份证据更有证明力。按照一般常识，既然原告在法官主持调解下拿到了钱，就不可能存在虚假诉讼。何况本案由股东申诉而启动再审，股东自愿还款则本身已说明问题。但名誉侵权案主审法官自由心证结果却相反，判原告败诉。判决书没有记载原告提供的股东支付欠薪的证据，便无从获悉法官对该证据自由心证的过程，当然就更无从评判其判决是否符合常理与逻辑法则。但不管法官的自由心证是否正确，核心问题是违反了自由心证的本质定义。自由心证能决定证据的效力，但不能决定对证据的取舍。判决书应记载“对某证据予以采信或不予采信”及其利由，但对某证据予以记载对某证据不予记载，则已超出了法官自由心证之自由裁量的权力。

我们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从宣传普及那些法律格言、法律谚语入手，使法律原则、法律规范深入人心，这是落实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系统工程中的一项必要“工序”。